有一次你问我，为什幺要回来，我说因为白老师走了，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关系户也得一起撤掉。你安慰了我，让我别妄自菲薄，说有时候，他们那种人的评价体系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负罪感。
我也不能自大地说，白老师全是因为被我说了过分的话才自杀，但基本上和我也脱不了干系。
我和白老师应该能算是亦师亦友吧？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和对别的乐团成员是不一样的，但很难说这种不一样是不是出于别的目的。这点我到现在也不确定。
如果她只是个单纯的变态导师，用精神虐待和身体虐待一起逼学生屈服，嚷嚷着“为你好”，那换了谁都能一眼看出她的恶劣。但她总是会对我道歉，而且非常诚恳。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前女友吗？她妈妈是个基本上一直很崩溃的中年妇女，被丈夫冷暴力，被婆家看不起，唯一的女儿又是个不男不女的“变态”，自己当年隐忍着丈夫的出轨，偏偏又是为了这幺一个“变态”。前女友总是被她妈妈的情绪影响到，那时候她给我发消息说：就像被迫卷进一个漩涡一样。当她妈妈感到焦虑，就会问她为什幺不愿意打扮自己，做点医美，努力找一个有钱男人嫁了，企图用她的婚姻换来财富，然后母女二人远走高飞。这样老搞得她也跟着紧张。她说，如果她是个性取向正常的女生，她的婚姻就可以变现了，但现在她没有这项能力，就像对男人而言的阳痿一样。
有一次我去她家吃饭，当然是以同学身份。阿姨一直在拿我和她对比，说我有多优秀，让她多跟我玩，多跟我学，但她告诉我，等我走了，阿姨又开始贬低我，说我一看就是那种装模作样的家庭出来的小孩，狗眼看人低。她向我道歉，还说自己感觉好恶心，不知道能不能和我继续交往下去，因为她也不得不跟着数落了我几句，骂得很恶毒，那之后她觉得无法面对我。
我认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这样的人不罕见。她妈妈会变成这样，归根究底也是被逼的，有些人大概会批评我这样太软弱，可我就是这幺想的。就像狗狗的习惯不好，通常是主人没教好，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对白老师，我也是这幺想的。
那次，她扇了我以后，虽然没有说是为了向我赔罪，但又请我吃了一次饭。地点是一家家庭餐厅，让人很放松，我们吃了点汉堡薯条。那餐饭接近尾声，服务员突然端出来一个小小的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
我没告诉过她那天是我的生日，也没什幺过生日的安排，但她应该能在我的档案上看到。“来，许个愿。”当时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差点合不拢嘴。
我吹了蜡烛后，她就开始说自己的事。说她有个出轨的丈夫，但是为了孩子，她忍了下来——是不是和上面那个故事很像？其实这就是个很经典的结构。后来，这个故事又变成了，是她先忍不住出轨的，对象是乐团里的大提琴手，一个金发碧眼的北欧男生。为了报复她，丈夫也找了个女人，他们基本上就是各玩各的。她说她爱上那个男生，是因为丈夫从来不记得她的生日，那个男生却记得。可是，过了一阵子，白老师又会说起去年她和丈夫一起过生日的事情。再过一阵子，她直接和丈夫离了婚，和那个男生领了证。
但当时我只听到第一个版本，所以完全相信了她。吃完饭后，她问我有没有考驾照，我说有。当时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街上，她就从包里掏出车钥匙，朝后边轻轻扔，我没反应过来，那抛物线的弧度也完全不像是打算扔给我，总之，车钥匙掉在了地上。
她停下来面对我，抱起双臂，车钥匙就在她脚尖前。她说：“愣着干嘛，捡起来啊。”我才搞懂是什幺意思，捡起来了，“开锁总会吧？”当时我心想：不然呢？一共就三个按钮，开锁，锁车，喇叭。
虽然有点不爽，但我还是按了，她的车停在街边。她说让我开回自己的住处，就坐上了副驾驶。
留学前那个暑假，妈妈不是让我学车，还经常当教练指导我嘛。白老师是和她完全相反的风格，很凶，如果我走错了路会大呼小叫。我确实没在伦敦开过车，那里的道路规划比费玛大定理还难，这一趟开到最后，我都想跳车逃生了。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白老师从怒不可遏迅速切换到慈祥模式，摸了摸我的后脑勺，说我抗压能力很好，以后在国内开车也不是什幺问题了。然后她就对我说晚安，让我赶紧回家吧。
现在想想，我是为什幺要继续留在她身边呢。大多数时候，我对她确实是怜悯更多，而且认为自己能改变她。
有一次，我对她说了一些心里话，关于妈妈其实不想要我，有一次把我扔在路上一下午，最后是我自己找到路回家。当然了，那是我编的，虽然扔是扔了，只是妈妈工作太忙了而已。
我好奇她对别人的此类过往会是什幺反应，结果她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不能吃苦了，老是这幺小题大做的。这是什幺很大不了的事吗？然后她开始讲述自己是怎幺在棍棒教育下成长为如今这个成功人士的。她觉得父母就是天生恨自己的小孩的，而且只有恨才能让小孩成长。这我倒是不意外。她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成才，就是因为棍棒教育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的人太溺爱小孩，才让他们遇到点芝麻绿豆大的伤就喊疼。就像之前，她儿子在学校被骂娘娘腔，就来跟她诉苦，闹到校长面前。她奇怪，为什幺儿子的反应那幺大，还说那是校园霸凌，这哪里算？校园霸凌应该至少出手打人吧，而且要是群殴才行吧。两个人单方面打来打去，不就是闹着玩吗？
她还说我就不一样，我的耐受很高，但缺点是太优柔寡断，女生就是这点不好，比较情绪化，如果我是个男生，成就会更高。
大概我耐受确实很高，上学的时候就听过不少类似的话，已经习惯了。
我观察到她很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女人是弱小的，她不想当弱小的那方，她的前半生犯过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成为女人。她的身份认同缺失，我在一个高中男同学身上也见过，如果说白老师是害怕自己成为“女性”，也就是“劣势的性别”，那幺那个男同学就是害怕自己无法成为“男性”，也就是“优势的性别”。可惜我不是这类专业的，不然非得写篇论文出来。两个生理性别不同的人，都在追逐着同一个第一性的社会身份，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由于信息差，她直接排除了一个更好的选项：自然生长的女性本来就是第一性。在她的认知里，女人是不可能成为第一性的，所以她选择了让自己不成为女人。这是我怜悯她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因为信息差，而得以在她面前产生的优越感。
我这幺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当时我丝毫没感觉，只觉得是扳回一城，她以为她在控制我，其实是我在看她笑话。
她厌恶一切与“女性特质”挂钩的事，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的女性特质。很不巧，我是个不够有第一性气概的人。这幺说有点奇怪，但跟白老师在一起，我被解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其实还挺乐于听到别人对我的印象。比如，她认为我太理想主义、太情绪化、声音太尖（但另一些人会说我是女中音，还有人说我声音太低，所以我一直没搞懂是什幺标准）、不强壮、太关心他人、太包容、太温和、不够狼性、不够有野心。她常说我的这些缺点：“和年轻的我一模一样。”
有一回，我穿了条长裙去排练，她的心情就不怎幺好，总是挑我的刺，到最后练习几乎进行不下去。等解散了，我才反应过来，她是不是不喜欢看到裙子？我能想到这点也挺厉害的，因为那条裙子是她送我的。理解这点后，我反复试验，果然，每一次穿裙子，她都情绪激动，有一回还往我脸上扔乐谱。
其实我自己不买裙子穿，但为了刺激她，那段时间买了好几条。我很喜欢看到她失控过后，对我好声好气道歉的样子。
或许是她的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把几个成员吓跑了，就是她平时主要骂的那几个（她只固定对几个人刻薄，对其他人讲话倒是好声好气，这或许也是一种策略？毕竟到了最后，大部分人都觉得她只是个恨铁不成钢的严师）。她因此有点崩溃，要找新人，要重新磨合，意味着今后的日程会被全部打乱。她的助理一直在忙这些事，过劳而差点出了车祸。
实际上，维持这个乐团运转的人，她的助理、经理、活动策划……很多很多，但她认为那都是她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她的磨炼，我们这些乐手也不会有如今的水平。助理出事后，她就以能力不足为由把他开除了。她清楚自己这样是不公道的，所以有时会对着我忏悔。有点分裂，对不对？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会在她身上找乐子。我总是表现得很理解她，听她倾诉，安慰她，给予反馈，所以她越来越喜欢我。
而且，平心而论，她的棍棒教育理论确实有用，她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也在这种影响下日益精进。如果你去街头采访，十个国人，会有九个赞同牺牲自己的尊严与感受，只为成功吧，这真的很值，对不对？
到后来，我发现她大概是把我当做一个无论如何都会认可她的人，很会拍马屁的跟班，也渐渐不再打压我了。我赞同她的出轨，赞同她的职权霸凌，赞同她的暴力，赞同她辱骂自己的孩子。因为这就是老鼠的天性，我觉得她也很可怜。
不是你的错。这是大提琴手也和她离婚后，我对她说的话。当时她在乐团的所作所为又恰巧被那几个离团的成员曝光，成了当时的热议话题，她也被开除了。
对她而言，这就是自己一手构建的心血，在即将成型之际被他人夺走了。而她最在意的好名声也毁于一旦。
那些爆料有相当一部分是那几个人不该知道的内容，所以她怀疑我背叛了她。
她和我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吵架，被奥利文教授撞见了，她可能觉得丢人，转身走了，我追上去。
天台有摄像头，很罕见，但那里确实装了，我运气很好，否则就说不清了。教学楼有15层高。
白老师曾经表示，如果有一天，她的生活像某些人那样一落千丈，她也不会选择去死，因为那样什幺也得不到。死了就是死了，她会被烧成一堆骨块埋进地底的罐子里。她活着，与空气之间隔着肉体，她死后，与泥土之间隔着骨坛。“想死呢，一般是因为活不下去了，不是不想活了。”她是这幺说的。
我倒是觉得连死都要计算收益的思路很搞笑。
她常有对悲伤的不配得感，认为自己的烦恼并不足够悲惨，她想死的理由也不够有说服力，不能让人看了就觉得：哇，她真的好惨啊，惨到我说不出话，惨到我不会质疑她的感受，百分百会安慰她，支持她。也就是说，她如果在这种不够惨的状态下去死，会让人嚼舌根的。除非她是从小被恋童癖强奸，除了接客什幺也不会，当了一辈子妓女，直到人老珠黄也赚不着钱了，又开始干别的违法犯罪的事，甚至去杀人。除非是有这幺惨，否则都会被批评无病呻吟的。
我不知道她到底被谁这幺批评过。总之她对我说这些想法时，我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拿人取乐这事有多糟糕，对她过分的宣泄表示支持、放任不管，有多恶心。在那之前，我甚至对她说：“如果自杀需要申请，你百分百会被批的。”
“所以你觉得我该死？”她问我，我要是有回答就好了。哪怕是虚伪地来一句：当然不是啦，瞧您说的。但我什幺也没说，听着她继续讲述。包括她爬上栏杆，回头看着我的时候，我也没吭声。我意识到自己是希望她消失的，只要她消失了，那些批评我的声音也会一起消失，我会更好过，我的人生会舒适很多。
接下来，仅仅是一眨眼，她确实消失了。我跑上去，握住她握过的栏杆，还留有一点余温，我看着她的尸体，躺在血泊中，趴在地上，肢体因为被折断而扭曲。
那天是万圣节，街区有吹奏行进乐表演，人几乎都聚集在街道上，没有人发现有具尸体躺在教学楼前面。
我和她全程没有接触，所以跟我无关。
其实也没人怀疑过我。后来奥利文教授跑上来，看见我惊慌失措地回头，她只是大叫：我的天啊。她跑到我旁边往楼下看，然后揽住了我，甚至在安慰我。
我没忍住吐了，弄脏了她的鞋子，她也没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