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的四月，在一场淅沥的小雨之后，莲城镇被流浪的云层拉进漫长的回忆集队，终日游荡在初春的低温天里，晨光或者暮色都带着薄薄的寒意。
“陈曼宜，陈曼宜……”
有人在隔着河叫她，她踮起脚够着身子朝对岸望去，黄绿的河面飘着几丛水草，红色的砖瓦房沉默着，只有隐约的几声不成调的哼戏声，整个天空阴沉地背过脸去。她看不见人，但总听见一声又一声的呼唤。
“陈曼宜，陈曼宜……”
她用力地挥着手，她说，“我是陈曼宜，我在这儿……”
没有人回应。
她急得跳脚，转身大步迈向桥墩，她想她要到对面去找她。
她跑得很快，迎面有车铃响，她擡头。
一个骑自行车的的男人朝她笑。那个男人穿着紫白条纹相间的短袖，卡其色的裤衩，脚上是一双蓝黑色的橡胶拖鞋。
她看见他稀疏粘腻的白发紧贴着头皮。
她吓住了，站在桥面不动。
那个男人从车上下来，扶着龙头朝她走来。
她往后退。
他走得越来越快，车轮胎几乎要碰到她的脚趾。
突然间，她又听到，“陈曼宜，陈曼宜……”
陈曼宜在五点四十三分醒来，对墙的窗子漏进莹白的月光，天还没亮，身旁的韦如娟还在沉睡。她听着房间里浅浅的呼吸声，一点一点平复失控的心跳。
在重回莲城后的这几年，她很少再做这个梦。
昨夜飘雨，店门牌蓝红彩灯映照着，像无数从夜里射出的半截断针，说是针也不像，陈曼宜倚靠在拉门边上，手里攥了几滴雨水，她倒觉得这像某种小兽的毛发，柔软黏缠。
成野跑进来的时候，孙阿姨和红霞坐在店里那张黑皮沙发上抽烟，有客人前些日子去云贵出差送了几包红梅烟来，绛红的烟嘴上滚了两圈烫金，搭在手指上，衬得指尖玉一样白净。他背着书包，钥匙挂在背带上，跑得急，撞得哐当响。陈曼宜还懒散着腰，在捉雨玩，见是他来，便站直了身子，往他面前挡了挡。
店里的音响开着，磁带有些旧，咯吱咯吱的噪音叫人听不清唱的究竟是“海浪上的星光”还是“海浪上的新郎”。
这是红霞带来的音响，圆敦的黑盒子上有几个红色英文字，大概是商标，磨损得泛白。她与前夫离婚时闹得很难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公婆只想要男孩，她不允，要都带走自己养，于是前夫又说要孩子就不能要钱。公婆又劝，孩子也要钱也要，不公道。红霞舍不得孩子，但走的时候还是从家里拖走了音响。领结婚证那天，他们坐了一个小时了大巴车去市里的人民商场，花了六百块钱买了这个音响。
红霞刚来那几天，孙阿姨不在店里，她请了菜市场的杀猪阿里和之前好过几天的蔡哥去教训了红霞的前夫，打得他鼻青脸肿，新老婆也吓得流掉了孩子。
“殊殊姐，给你。”成野打开书包，拿出两盒磁带。
陈曼宜没有接过去，她看着成野额前沾雨的碎发，粘在一起也不油腻，水润润的。曼宜猜他今早上学前一定洗过头。
“这是什幺。”陈曼宜把他往门边上拉了拉。成野已经很高了，快一米八，身体瘦削。之前给他理发时，陈曼宜拿手粗略地比划过他的肩膀，不过比自己的宽一拃而已。
韦如娟说，他现在才是一个小孩子。十六岁的小孩子，比她小五岁。陈曼宜想起他第一次来夜色温柔的样子。
那是在二月份，他穿着莲城高中的校服，进来店里的时候，地上的碎发也被大踏步带着打旋儿。
他说，麻烦理下发，剪短就好。
陈曼宜坐在沙发上吃花生糖，见有生意来，洗了手就去拿剪刀和推子。她站在镜子前，看这个男孩，低着头眉头紧蹙，眼睛朝外瞟了又瞟。
陈曼宜也朝外看，原来外面站了一个女孩。穿着和他一样的校服，宽松的尺寸像是布袋裹在身上，陈曼宜从上到下扫了她一眼，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胸上。
理完头后，成野翻遍口袋也没找到钱，他窘迫地朝陈曼宜看，陈曼宜也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他急得往门口走，曼宜怕他跑，也跟着他往门外走。
“郁双，借我两块钱。”成野对那女孩说。
女孩翻口袋，也没找到钱。陈曼宜哭笑不得，摆了摆手转身回店里，就当是白做一单生意练手罢。
“我叫成野，是莲城高中高二三班的学生，我的父母都是莲城高中的老师。对不起，我今天忘带钱了，我明天肯定给你送来。”他跟着曼宜又回到店里，对着曼宜道歉。
成野在第二天的晚上把那两块钱送过来的。而后像是一次漫长又认真的致歉仪式，成野几乎每一次理发都来找陈曼宜。
“磁带，里面是罗大佑的歌。”成野知道她怕孙阿姨看见，顺着她往那边挪了两步。
“店里有磁带。”
“但总只放那幺一首。”陈曼宜听到觉得好笑，他在学她讲她半个月前的牢骚。
“夜色温柔不放夜色温柔，那叫什幺夜色温柔。”她回他，拿孙阿姨那时答她的话。
成野听了也直笑。他伸手把磁带递给她。陈曼宜却惊了一下往后退，她以为他要抱她。
“拿着吧，殊殊姐。”成野拖着调子和陈曼宜讲话。夜雨渐渐大了起来，打在铁皮棚上，咚咚的声音震着陈曼宜的心脏。
她接过那两盒磁带。黑底封面上有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交叉着手臂不知道朝什幺看着。曼宜知道，这个男人叫罗大佑。
“殊殊姐，我走了。”成野拽了一下书包背带，跑进雨里。陈曼宜又靠在门边，她看着成野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小然后消失，像是变成了黑夜，或者黑夜里碎碎的星光。
“星光。”陈曼宜呢喃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