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结束后,我心里便大概有了底,这下大概是可以从吴优那里搬出来了。
万江大概也考得不错,那天晚上就跟软件上认识的人约会去了,结果我们没能念同一所大学,离得不算远,虽然都在关西,但是地方不同,光是搭新干线要半个小时,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常联系了。
我爸妈虽然很高兴,却也担心我一个人不能自理,尤其是我妈,对我的选择十分不满意,因为不能被哥哥照顾了,吴优安慰他们说反正离得近,双休日还是可以回来住,我没接话,因为我打算去打工挣点零花钱。
爸妈来玩了几天,帮我布置好了新家,还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当时我爸过于激动,房子一开始摇就要抓着我跟我妈逃生,好在吴优也在,他很淡定地拉住了我,手机的警铃大作,然而我爸还没打开门,房子就恢复了平静。
我爸心里余震难平,仿佛亲身经历了阪神地震,他也开始讲起这个国家的坏话,意思就是让我现在就回家。不过我妈还是很理智,劝我好好念书,无论如何要把本科念完,又敲打了吴优,让他不要只顾着工作,忘记了妹妹。
大学生活很平淡,我加入了网球社,因为我觉得靠我自己的运气,大概是遇不到好人陪练的,社员大部分实力都很强,是可以代表学校出赛的水平。但也有几个跟我水平差不多,大家为了开心玩一玩,没有想象中的压力。不过打网球也没有让我苗条,我依旧很圆。
我对这项运动没有什幺太大的爱好,夏天一来,我扛不住晒,就开始游泳了。
我周末要在家附近的便利店打工,因此没有什幺机会去找吴优,但他还是会来常我家履行作为兄长的义务的,如果他不出差,一周要来两次,来回要两个多小时,我这里没有多余的地方留他过夜,因此他每次搭末班车回家。他会帮我打扫卫生,但主要任务还是清理下水道。
我家的鞋柜里多了一双拖鞋,如果他不来,我每日进出都只穿同一双,就不会出错,但是他一来,把那一双从鞋柜取出,当他离开时,那双鞋就会留在玄关。
两双鞋从外面看大小一样,颜色也相似,但他的脚大一些,鞋被撑松了,不合我的脚,可每一次都要踩进去才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我不再在乎,索性都摆在玄关,有时一脚穿对,一脚穿错,他来时就将错就错,慢慢地两双鞋就都被撑松了,穿在脚上的异样感不再明显。
我现在偶尔会自己做饭,炒菜是炒不好的,YouTube上看别人做菜倒是很开心,一到自己掌勺就开始头疼,颜色不好看就算了,味道也差一点,我把自己做好的菜发给我爸看,连他都不能昧着良心夸我了,只说:“别烫着手了!”
不过我的咖喱还是煮得不错的,尽管吴优的评价是:“是咖喱该有的味道。”
哥哥一切都好,他说社会人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职场上虽然每年都有新人入职,但不到三个月就被同化了,很没意思。大家在外时个性都不算强,一起喝酒时才能感受到一些平日难得一见的性格,不过这种放纵也是有度的,压抑久了,也就习惯了。
我因为哥哥在这里,所以跟中国人的圈子联系并不紧密,一起上课时遇到了几个留学生,交换了微信,然后把我拉进了留学生打一个几百人的大群里。
群里有几个活跃分子,每天只是他们几个就能聊个几百条,我跟吴优吃饭时手机总是有消息提醒,他略扫了一眼内容,就帮我把那个群屏蔽了,不过我还是会偶尔看一看他们聊了些什幺,然后截屏发给吴优吐槽。
我从来不在朋友圈分享生活,因此总有人怀疑自己被我屏蔽了,我解释得烦了,就放了一张我跟吴优的合照。
第三学期开始时,终于有人在课后跟我搭讪了。
我们同上的那节课是讲女性主义与性差别的,是个外聘教授的课,那两年性别议题开始热起来,课上有许多旁听生。
最开始几次我们经常在偶然下坐在彼此身边,前后左右不定,当偶然积聚到一定量之后,我们就开始心照不宣地故意起来,他为了留了一次位子,我也还他一次,就这样过了半学期。
教授是法学出身的,案例比理论讲得好。这节课有许多要做的课外阅读,然而并不如想象中有趣,听来听去还是在跟男人争,为性别而战,再其次为了自己。许多呼吁在我看来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边研究者底层妇女的痛,一边用云里雾里的文化理论堆砌论文。人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谈抗争,有在这痛心疾首的工夫还不如改善一下社会福利政策。
我上课不专心,低头在草稿本上画四格漫画,他突然递纸条来问我有没有男友,下面还付了两个选项,把我吓了我一跳,我在“没有”那里圈了个圈,又写了一句:“你想干嘛?”
他写:“我喜欢你,想要跟你交往。”
还付了一个表示害羞的表情。
我把那纸条团成一团捏在手里,对他说等下课再说,他点点头,跟我说:“还有十分钟。”
我以为那十分钟我能在心里跟自己做一些深入的交流,然而我只是大脑一片空白地不停抄笔记而已。
然后,我总算开始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