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一句话这幺说吗？”
“难得胡涂。”
“可我不想胡涂到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一辈子浑浑噩噩，不清不楚地就这幺结束。”
“那真是太悲哀了。”
她说，分明正笑着，却更像在哭泣。
薛夏是在夏天出生的女孩。
靠海的渔村不到百户人家，上学得坐最早的一班公交到镇上去，约莫二十分钟车程。
薛夏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她是姥姥姥爷带大的。
姥爷捕了大半辈子的鱼，最大的资产就是一艘开了三十来年的旧渔船，姥姥平常则待在家里，靠做手工艺贴补家用。
小时候，天才蒙蒙亮，姥爷已经带上姥姥做的便当准备出海了，薛夏会在听到动静后迅速爬起来，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飞奔下楼，赶在对方离开前和他道一声“路上小心”。
然后，姥姥会把白粥盛在漂亮的碗里递给她，撒上葱花、蛋丝和几块卤到发硬的爌肉。
接着姥姥会将收音机打开，在薛夏吃早餐的时候，开始缝缝补补。
一天就这样拉开序幕。
日复一日，直到薛夏小学五年级那年。
姥爷和姥姥说，他们要搬家了。
“搬家？”薛夏眨巴着眼睛。“搬到哪里啊？”
“镇上，咱们要搬到镇上。”姥姥搂着薛夏和她解释：“咱们这片地要被征收了，说是准备盖什幺生态园区，唉……不管怎幺样，咱们夏宝以后不用赶着五点起床了，可以睡饱饱的哦。”
这对小孩子来说无疑是件大喜事。
然而薛夏并没有表现出雀跃的心情，因为她能感觉到姥姥在难过。
那阵子，薛家小小的砖瓦房里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忧愁。
隐隐明白原因的小孩却不知道该怎幺安慰两个老人家。
她只能更努力念书，拿回来好成绩，试图让他们开心起来，而不是在自己面前强颜欢笑。
那实在太令人难受了。
薛夏想。
在薛夏小学毕业那年，拆迁款争议落幕，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两年不到的时间，居民已经走了七、八成，剩下寥寥数十户不愿离开，不过薛夏知道，一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在将家具和行李全送上货车后，姥姥和姥爷带她到海边走了一趟。
正逢夏天暑气最盛之际，万里无云，日头高挂，姥爷骑着三轮车带她们走柏油路，好不容易熬到港口，薛夏已经汗流浃背。
可她不喊累，只是沉默地跟在两老后面，经过浅滩，来到那辆准备报废，破旧到漆都掉了大半，零件也生出厚厚一层铁锈来的船上。
那时候姥爷脸上的表情，薛夏一辈子记得清清楚楚。
是一种怅惘，也是一种认命。
三人在船上吃了午餐。
是姥姥亲手包的饭团，里面塞了满满的肉松和紫苏叶。
吃完后，薛夏走到甲板上。
她见到彷佛超人一样无坚不催的姥爷靠着姥姥的肩膀，布满皱纹与晒斑的脸上有两行泪水，在酷暑的艳阳下像是打在海面上的钻石。
亮极了也刺眼极了。
有什幺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
当薛夏意识到这点，也是她第一次对离别生出惧怕。
望海镇是看不到海的。
夏天的时候就算把窗户打开也吹不到海风，尝不到咸咸的空气。
这点让薛夏很不习惯，失眠了大半个暑假，好不容易适应过来。
后来她才知道，其实他们家在镇上是有房的。
只是那间房子从自己的母亲薛琳失去下落后，两老便没有再踏足过一步。
关于母亲，姥姥老爷从未提及，薛夏只能从街坊的闲言碎语和邻居茶余饭后的八卦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母亲形象。
漂亮、聪明，从小到大都很讨人喜欢……这些是正面的。
不孝、任性、不检点，勾三搭四……这些是负面的。
薛夏有时会感到疑惑，好像小时候的母亲和长大后的母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薛琳拉拔长大，从不因为她是个姑娘而嫌弃，甚至夫妻俩还怕女儿受委屈，坚持不再要一个孩子。在民风保守，观念相对守旧的小村庄，没有儿子传宗交代是很容易招人闲话的。
然而薛夏的姥姥和姥爷将这些都扛了下来，薛琳也没有让两老失望，成绩一直很好，甚至连大学拿的都是全额奖助学金。
那时候，除了少数一些嘴硬的亲戚，多数邻里都夸他们有福气，把闺女养得这幺优秀，好日子还在后头。
谁能想到，当初被全村风光送进大学的薛琳有一天会突然大着肚子跑回家，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见人，等孩子生下后又一声不吭地跑了，全然不顾家中老父老母和嗷嗷待哺的女儿，不知所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