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亲”的这一条路走得十分不顺，一路上遇上了几回中山国的飞机轰炸，走走停停。如今这纷纷乱世，饶是我把琵琶弹得再好，也没人愿意停下来给个铜板。身上的现钱早就见了底，走到城门外十里地的时候，饿得一阵晕眩，过路的大婶搭手扶了我一把，我缓了口气，继续往绥安城走。
绥安如今是我义兄的大本营。我自然是见识过义兄的本事的，城门内外井然有序。我背着琵琶寻到一个在街上巡逻的普通战士——义兄手底下的兵一个个穿的都一样，也不像中山国的军阀们能看出军衔来，我也就只好瞎摸一个撞运气。
这位小战士面相忠厚，我从贴身的布兜里摸出最后一颗珠子，拜托他去给我义兄传个话。谁知这小兄弟面皮薄，先前不过扯了一下他的衣袖便脸红得不行，我再把珠子拿出来时却又结巴了。
“不不不、不要不要，姑娘别这样，我去、我去，我带你去找主席就是了，你你你，你千万别这样。”
到底还是义兄手底下的兵，讲纪律的。
绥安靠西，风大，小战士说他们在开会，我只好背着琵琶在窑洞外面等。
“姑娘从哪来？”小战士找来一块面饼给我，饿肚两天我也顾不得讲究什幺礼数，张口就咬了大半。
空气里是大西北的萧肃，我咽下一口，声音嘶哑：“我是东都鸿声戏班的，从东都来。”
“那得有上千里路了。”小战士咋舌，似是不敢相信，我这幺个看着就要被西北风吹走的弱女子竟横穿了半个大陆。
“若不是东都曾剃头扬言要抄了戏班，以此威胁我做他第九房姨太太，我也不至于千里迢迢来给义兄添麻烦。”会议结束已是掌灯时分，义兄面前，我也难免掉了几颗眼泪。
义兄叹气，掐了烟，拍拍我肩膀道：“绾妹子，你我之间没什幺麻烦不麻烦的，只是这一路…苦了你了。我这就送你去戴大姐那住下。义兄这条件艰苦，无论官阶都是一视同仁的，你别嫌……”
“不嫌不嫌！我就知道义兄最疼绾绾啦！”
“你呀……”义兄摇头，拉着我往外边走边说：“你戴大姐是最和善的，你暂且跟着她住下，等到这边空出窑洞来了，我再安排你。”
“还有一点，你我一同长大，虽跟着我闹过不少学生运动，书也看了不少，但我也知道你志不在此。绥安城里，随你出入，但要注意安全，万万不可贪玩、落到中山国人的手上。”
义兄步子跨的大，我在后边亦步亦趋跟着。夜间凉，身上单衣越发寒冷。我应声接话：“即使被抓了，我也不会泄露半句。”
“你可别忘了，早些时候，我们把东屋罗娭毑晒在池子边上的裹脚布玩没了，师傅把我吊起来打，我也没有把你供出来的。”
眼见义兄严肃的表情又要绷不住，我问道：“今天你们散会后，我在窑洞门口撞着的那个人，是谁啊？”看着高大，一身骨头撞得我疼得很。
“你是说，绍选？”
我从东都到绥安，一路上少不了忍饥挨饿，可迎头撞上刘绍选，我竟然被他身上的骨头硌得生疼。我寻思他一个书记，官阶跟义兄差不了太多，怎幺还吃不饱饭？
不提。
我放下原来在戏班的一套，在绥安当起了音乐老师——说白了其实也就是教战士们唱唱歌罢了。
但这些战士的确是可爱得过分了。我在东都唱戏，免不了被些流氓军匪言语调戏，纵然班主拦下了大半，到底还是招致我对军人无甚好感的。绥安的战士军纪严明，虽面有菜色，但士气高昂，领着他们唱个歌也是元气十足，哪怕腹内大多还是不够的。
这日下课回来，已是日暮迟色。走到一处土坡，骤然传来一阵婴孩的哭啼，听着很是凄惨。正要上门去问，只见院子里一个大姐端着一碗饭，一勺喂给一个坐在腿上的男娃，一口喂给怀里还在哭闹的女娃娃，委实的艰难。那女娃娃哭得我十分不忍，也顾不得什幺，自告奋勇从大姐手里接过了哭得要背气过去的孩子。
早些年跟戏班里的小花脸学过几个变戏法的小玩意，却不曾想在这山沟沟里哄孩子用上了。
女娃娃看见我从手里变出一朵纸花后，哭声便按了暂停，鼻涕吹出个泡泡，抱着那朵花玩去了。
我一面喂饭一面问话，才知晓两个孩子的亲妈早就偷偷离开了绥安，父亲到中山国辖区做敌后工作去了，两个孩子由姆妈带着。这两天姆妈回家省亲去了，这大姐也不过是临时来照料一下，女娃娃见不着熟悉的姆妈，这才哭闹不止。
拿手帕擦干了小女娃的眼泪鼻涕，联想起自己身世，我难免有些愤愤：“做父母的不能负责，便不该把孩子带到这乱世来受罪。”
大姐听到这句，扭头纳罕地看我一眼。
出门前，那看起来刚刚学会走路没多久的男娃哒哒跑过来拉我的裤子，一双眼睛盯着自家妹妹手里的花，那渴望期盼的小模样就差在脸上也写出“我也想要”来了。
留下一朵纸花给小孩，我走出去几米之后又转回来看了一眼门上的牌子。
——得，我道大姐为什幺看我那一眼如此不寻常，原来是我一不留神把书记给骂了——虽然他们绥安的都管这叫批评。
第一回是意外，后来确是有意为之了。
我这个市井里摸爬滚打大的人跟小孩打交道很有一套，等到义兄察觉我实在“热心”过头时，两个小不点早就离不开“坡下戴大姐屋里那个漂亮姐姐”了。
坡上的樟树抽新苗的时节，刘绍选从中山国回来了。彼时他风尘仆仆，拎着个大箱子，步子快得警卫员都有些跟之不及。
他火急火燎冲进来的时候，我正抱着英儿，一手在黄土地上用木棍划拉，教保华认字。
保华看到爸爸，一早扔了木棍扑上去了，我怀里里的英儿也不玩花了，一个劲往她爸爸那里探。
我把英儿交到刘绍选手里。
“绾……”他似乎很是犹豫怎幺称呼我，一个字在料峭春风里打了个转。
“绾绾同志，你贵姓？”
我笑：“我没有父母，名字是师父给的，你就叫我绾绾就行。”何况我又如何当的起他一句“同志”？
“主席在信里跟我说了，这几个月孩子多蒙你照顾，多谢了。”说着刘绍选竟抱着英儿给我毕恭毕敬鞠了一躬，闹得我也手足无措起来。
刘绍选看了一眼地面上的几个字：“你还识字？”
若是我早些顿悟这不是夸奖，而是要差遣我做事情，我便也不至于点头，还告诉他我是义兄教出来的学生了。
刘绍选从敌后带回来的消息万分重要，第二天就要召开的大会，文件要发给与会十几个代表，警卫员不识字，他顺手就抓了我去给他誊抄。
他们这些人的反人类作息我是见识过的——义兄窑里的煤油灯常常是通宵亮着，白日里大大小小的会议也不见他停过，这个刘绍选同他相比，有过之而全无不及。
我不就是想勾搭个男人，何苦把自己坑成这样。
唉。
义兄看透我这点小伎俩之后也是出奇地积极，散会了还不忘跟刘绍选叨叨这次会议用的文件字迹清晰、工整美观——自然美观，当初他闹学生运动，传单都是我给他写的。
刘绍选问过主席之后，越发笃定我是个可靠的同志，自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早睡早起的生活告别了。
